大国的人力资源

欧阳峣

人口众多是大国的初始特征，经济学家在界定大国的时候，最重要的依据就是人口的数量。如西蒙·库兹涅茨曾经采用人口作为尺度，以1000万人作为分界线把国家分为大国和小国两类，钱纳里则将人口在2000万以上的国家称为大国。按照现有的国际惯例，人口大国一般是指人口数量超过5000万人的国家。人口是一种资源，其中的劳动力即人力资源，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因此，我们在思考大国经济的时候，应该认真分析大国人力资源的特征，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发展中大国的人口红利和刘易斯转折。

一、 大国人力资源的特征

所谓人力资源，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的总和。人力资源的状况往往通过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人力资源的数量即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的数量，人力资源的质量即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的体质、智能和技能。人力资源具有三个特征：一是社会性，即人是社会的产物，人力资源的素质是在社会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并且需要在社会中发挥其能量；二是能动性，即人是社会生产的主体，可以利用其他各种资源为人类服务，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三是时效性，即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的体质、智能和技能也将发生变化，不可能无限期地储备。人力资本是同人力资源紧密相连的概念，它是指通过教育、培训、实践、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使人获得知识、技能的积累和体质的改善。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和理论，并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在大国经济的分析框架中，人力资源是居于首要地位的解释因素。同时，大国的人力资源具有比较显著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总量规模性、区域差异性和结构异质性。

首先，从总量的视角看，大国的人力资源具有规模性特征。大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总量大，一般地说，大国的人力资源相对充裕。从大国的初始条件出发，必然推导出大国人力资源的规模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帕金斯教授为《发展经济手册》撰写的《大国：规模的影响》一文中谈到：“比起小国来，国际社会对大国有更大的兴趣，因为世界大多数的人都居住在15个最大国家。”在1980年的时候，全世界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15个大国，它们是美国、苏联、中国、印度、巴西、印尼、日本、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孟加拉、西德、埃及、法国和土耳其，其中的美国、苏联、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在2亿以上，巴西、印尼和日本的人口在1亿以上。而其他的120多个国家，仅仅占世界人口的20%左右。到2011年，全球有23个国家的人口超过5000万，有11个国家的人口超过1亿，依人口数量排序，它们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日利亚、日本和墨西哥。可见，大国的人口数量很多，人力资源的总量规模大。

其次，从区域的视角看，大国的人力资源具有差异性特征。大国的幅员辽阔，人口分布不均衡，导致了区域差异性。一般的情况是，城市人口密集，农村人口稀少。而在发展中大国，往往出现发达地区人口密集、落后地区人口稀少的现象。中国人口密度的区域差异大，从东南沿海地区向西北内陆地区，呈现出人口从稠密到稀少的趋势。假如在黑龙江省边境的黑河市至云南省边境的瑞丽县城划一条直线，东部的面积约占全国的43%，人口却占到94.3%；西部的面积约占全国的57%，人口却仅占到5.7%。人口密度最高的江苏省、山东省和河南省，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94.3人；人口密度最低的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4人，相差91.5倍。印度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也很大，在孟加拉湾三角洲平原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00人以上；恒河与亚穆纳河之间地区，每平方公里为400-600人；而在西部的刻赤半岛地区，每平方公里仅16人左右。显然，大国的区域差异大，人口和人力资源的区域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再次，从结构的视角看，大国的人力资源具有异质性特征。这里讲的所谓异质性，就是指不同区域或者不同群体的人力资源的素质的差异性。马歇尔是最早研究异质性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企业家是具有特殊天才的人；舒尔茨放弃了劳动力同质的假设，强调“专业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的异质性的特殊意义。大国的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不同的群体或者不同行业的人力资源具有不同的素质和能力；大国的国土辽阔，不同区域的人力资源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有着不同的特征。周文斌（2009）专门研究了温州地区人力资源的特征，认为温州人有着利至义归的价值标杆、从事工商业的职业选择、风险偏好的行为特征、学而为用的知行观念、自我挫折管理的成功品质。一般地说，大国人力资源的总体规模导致了多元结构，从而形成了异质性特征。在美国这样的大国，东部人与西部人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有不同的特征，黑种人和白种人也有着不同的心理素质和能力特征。大国的这种人力资源特征，为大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二、人力资源和经济增长

大国人力资源相对充裕，而且具有区域差异性和结构异质性，从而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要素。从大国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来看，它不仅可以从总量上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裕的人力资源，而且由其区域差异性导致互补性，由其结构异质性导致不同人力资本与多元化的物质资本、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综合优势。

其一，发展中大国的人力资源相对充裕，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要素。人是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因素，即“活的生产力”，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人，相对充裕的人力资源供给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在发展中大国，人力资源比较丰富；“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刘易斯在提出“二元结构”理论时，谈到了一个重要前提，认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说并不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地区，它对于英国和西北欧并不正确，也不适用于统称为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国家，如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某些地区就非常缺乏男劳动力，这种情况主要适用于印度、埃及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的相对充裕的劳动力要素，在工业化起步阶段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势。由于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队伍，使市场上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形成明显的买方市场，压低了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从而形成生产中的成本优势。薛涌（2009）认为，大国的兴衰同人口变化密切相关。美国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从蛮荒之地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最关键的因素是它的人口增长350多倍；如果没有这种人口的大幅度增长，美国也就可能像现在的加拿大那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利用了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凭借数量庞大、素质较高和价格较低的劳动力资源，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成长为世界的制造业大国，外贸出口已经跃居全球第一位。中国的经济起飞，正是依靠劳动力资源充裕和劳动力要素丰富的优势。

其二，发展中大国的人力资源相对廉价，可以为经济增长形成较低成本优势。

发展中大国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农业部门可以为其他部门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市场存在供过于求的现象；加上发展中大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高，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从而导致人力资源价格相对低廉，形成一种较低成本优势。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按照资源禀赋的特征发展经济，凭借劳动力价格优势获得国际竞争力。比如，浙江的纺织业使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这是我国形成国际竞争力和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中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产品畅销世界各国。我所到过的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商场销售的轻工产品几乎都是中国制造，出口的高速增长使我国积累了高额外汇储备。当然，这种优势主要限于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源相对廉价和生产成本较低的优势将逐渐消失。

其三，发展中大国的人力资源异质性明显，可以同多元经济结构形成耦合机理。林毅夫教授认为，在前现代，大多数技术发明源自于工匠和农夫的经验，一个社会中人口愈多，经验丰富的工匠和农夫就愈多，拥有的天才人物也愈多，因而发现新的科学和技术的概率也就愈大，从而在那个时代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上占有优势。中国人口众多，所以在古代就出现了许多能工巧匠，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繁荣。发展中大国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多元结构，从而要求异质性的人力资源与之相适应。在人口众多的大国，既有较多学术水平高的科学家，又有较多操作能力强的工程师；既有较多具备管理素质的企业家，又有较多吃苦耐劳的工人队伍；在国土辽阔的大国，有的地区的人力资源具有从事工业生产的素质，有的地区的人力资源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素质，还有的地区的人力资源具有从事商贸流通业的素质。所有这些劳动力资源，构成一个优势互补的系统，促进国家经济的协调发展。大国的异质性人力资源与多元化的技术水平相耦合，有利于在利用后发优势的同时培育竞争优势，使后发大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发展中大国既重视适应性技术，又重视高新技术，既重视技术创新，又重视技术引进和模仿，与此相应地，既重视以适应性技术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产业，又重视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竞争优势产业。大国的异质性人力资源同多元化的技术水平相匹配，使各类技术的创新、吸收和利用有效地运行，有些类型的人力资源可以同以适应性技术为主的比较优势产业相匹配，从而使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有些类型的人力资源可以同以高新技术为主的竞争优势产业相匹配，从而培育产业的竞争优势。这样，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源同不同类型的技术水平相耦合，实现经济技术的协调发展。

大国拥有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国民经济和产业体系，从而实现经济的内部循环和供需平衡。在超大规模的国家里，既需要生产粮食和棉花的农业，又需要生产汽车和电视的工业，也需要建筑房屋和道路的建筑业，还需要从事贸易、流通、修理和餐饮的服务业。发展这样门类齐全的产业，就需要拥有适合从事这些不同产业的人力资源。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源同不同类型的产业相适应，经济才能协调，人民生活才会方便和幸福。为此，发展中大国的人力资本投入也应该从异质性的特点出发。具体地说，一是在国家层面上，应该以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加强分门别类的职业培训，从而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二是在区域层面上，应该根据区域人力资源的特征开展教育培训，形成区域人力资源的特色和优势，促进区域经济的内生性发展。

三、人口红利和刘易斯转折

发展中大国不仅人口众多，劳动力比较充裕，而且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廉。这种劳动力数量充裕和价格低廉的优越条件，被经济学家称为“人口红利”。然而，当经济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象消失，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种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经济学家称为“刘易斯转折”。制定发展中大国的人力资源战略，应该研究“人口红利”和“刘易斯转折”。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合理地揭示了发展中大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象。刘易斯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供给的假设，提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前者是指传统农业部门，后者是指现代工业部门。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低下，人口众多而导致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现代工业部门在增长和扩大的过程中，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不受限制地获取所需要的劳动力。在这里，实际上揭示了发展中大国劳动力数量充裕和价格低廉的特征，表明发展中大国具有“人口红利”或“劳动力红利”。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存在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象，因而经济发展往往是在享受“人口红利”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凭借这种资源禀赋特点，通过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剩余的劳动力，中国企业利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在这段时期，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增加，相对而言，人口抚养的比重下降。这种人口结构既保证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劳动力充分供应，以及劳动价格低廉的成本优势；又影响了中国居民储蓄率的上升，提高了资本积累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从1997年到2004年，我国农村外出打工的劳动力规模从3890万人扩大到10200万人，而工资水平基本上没有变化；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2.2%，这种现象在全世界是少见的。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作用，充分地利用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和人口红利，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刘易斯教授认为，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最终会将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从而使二元经济增长转变到一体化的现代经济增长。这个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时点，即刘易斯转折点。根据蔡昉（2004）的研究，中国目前已经到了这种转折点。从2004年初开始，中国逐渐出现了“民工荒”现象。首先是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在珠三角、闽东南和浙东南地区，由于加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需要吸纳大量的劳动力，但却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种现象逐渐扩张，使得湖南、湖北和西中部内陆地区也出现了雇工难的现象。劳动力在中国城乡的普遍短缺，打破了人们认为中国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传统观念，给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短缺导致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普通员工的工资逐步提高。根据农业部门的调查，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月平均工资从2007年的1060元上升到2008年的1240元，年增长率达到16.4%。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逐步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我们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环境，中国经济将面临着新的挑战。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使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的新的挑战，同时也是发展中大国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新的契机。一方面，劳动力来源的短缺带来的生产成本上升，使原来的某些发展优势丧失。另方面，由于大量地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使我国经济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停止以及相应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消失，将迫使我们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升级，实现经济转型发展。为此，在人力资源战略上需要实现的新的转变。首先，应该根据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新情况，从依靠人口红利的战略转变为依靠人力资本红利的战略。所谓人力资本是与人力资源不同的概念，它是指通过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人力资源的质量。从人口资源战略向人力资本战略的转变，在总体上就是从重视劳动力数量向重视劳动力质量的转变。应该更加重视对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的投入，较大幅度地提高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实现从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的转变。其次，应该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要求，从依靠劳动力供给总量的战略转变为依靠劳动力供给结构优化的战略。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将对劳动力供给结构提出新的要求，需要重点培育劳动力的现代意识和技术水平。通过培育更多的高端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力资本总量最大和结构优化的国家，将为中国的大国复兴创造有利的人力条件，增强经济崛起的内生动力。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