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7月8日至10日，第19届国际熊彼特学会会议(The 19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Joseph A. Schumpeter Society)在湖南师范大学以“线上+线下”形式举办，这是国际熊彼特学会会议首次在中国召开，由第 19 届国际熊彼特学 会主席欧阳峣教授担任大会主席。会议主题是“技术革命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来自中国、德国、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瑞典、荷兰、波兰、墨 西哥、巴西、 日本、韩国、印度、南非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与会专家结合熊彼特理论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围绕技术革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产业政策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赶超以及熊彼特理论的创新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技术革命怎样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
人类社会正面临新冠疫情、气候变化、贫困和不平等、生物多样性锐减和能源安全等多重挑战，在这一严峻的背景下，联合国提出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那么，怎样利用新技术变革应对这些重大挑战，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欧阳峣教授在会上演讲
湖南师范大学欧阳峣教授指出，在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低迷的背景下，应该遵循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熊彼特范式，从新的技术变革中寻求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他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一是研究当代技术变革的趋势和特征，以及怎样利用技术变革促进可持续的发展；二是研究当代发达国家技术变革效应，以及怎样通过新的技术突破实现新的增长；三是研究当代新兴国家技术变革路径，以及怎样通过技术创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英国牛津大学傅晓岚教授在会上演讲
英国牛津大学傅晓岚教授以数字技术为例，从三个方面阐述技术创新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一是基于数字技术的商业模式创新，如短视频数字平台能够使基层企业家快速增长，为边缘化社会创造财富和机会，促进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继而实现包容性发展。二是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的融合发展，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数字技术是突破障碍、促进创新合作关系形成的重要助推因素，能够使创新合作的沟通和管理更加便利，从而促进社会创新。三是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如数字化能够通过提升服务的可交易性，改变服务贸易模式，这种数字交付化服务贸易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能够通过就业创造、提升社会福利、激励创新和提高生产率，为欠发达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玛瑞安·费尔德曼教授在会上演讲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玛瑞安·费尔德曼教授认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对社会和经济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而此次技术革命兴起的新技术尽管能够提供更多机会，但研发生产率下降和创业浪潮减退亦相伴发生，初创企业往往被更大的技术平台收购，从而导致市场竞争受限，引发数字资本主义，使得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正基于此，部分地区的知识吸收和溢出能力有限，使得技术革命形成的跨地区知识溢出效应远低于预期。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斯蒂法诺·比安基尼教授在会上演讲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斯蒂法诺·比安基尼教授讨论了建立一个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世界正处于技术革命之中，新技术层出不穷，而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可能是人工智能(AI)。这些新技术构成了数字化生态系统，并最终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有益于健康发展、优质教育，有效推动可持续的城市和社区建设，并推动更多的气候变化行动。但数字化转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能引发私人组织、公共组织和市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还会带来数据隐私问题、道德问题，以及负面的环境影响。总而言之，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实现79%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但也将带来约35%的负面影响。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玛丽亚·萨沃纳教授在会上演讲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玛丽亚·萨沃纳教授关注数字时代下，数据的价值和权利。数据集是由硬件、软件和机器生成的，而不是由人类的创造力产生的。数据描述的是对事实的观察和测度，而非人类思维的创造性产物。在此基础上，可将数据分为作为无形资本的数据和作为劳动的数据。数据库、数据分析和情报作为一种企业资产，政府应对其征税，或者将其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用于创造公共利益。数据生产者若提供了有偿劳动，则应该得到价值和工资。相对于大型平台或出版商，数据在道德和资金方面均拥有著作权。
浙江大学吴晓波教授在会上演讲
浙江大学吴晓波教授从背景、机会与挑战、案例等多个层面，介绍了第六次技术创新范式的崛起。在数据要素成为生产要素的背景下，数据资源成为关键资源和全要素数字化不断深化，新一代数字技术使创新来源更加丰富，创新主体更加开放，其包容性和互补性驱动了创新范式的深刻变革，直接推动了基于价值网络的第六代技术创新范式的崛起，基于价值网络的新型分工体系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传统企业正引入数字技术，加大自身资金投入进行数字转型以应对竞争日趋激烈、盈利空间缩小的困境。当前新兴产业加速迭代，创新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发展重要的驱动力质疑，成为企业制胜的关键。数字经济与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实践不断推陈出新。数字经济的跨界融合拥有万亿级巨大市场，“数字经济+”模式将存在于每一个产品、每一项服务和每一个经济活动中，并不断进行业态升级。互联时代的机遇包括提高资产和服务效率，升级服务产品，打破单一数据，实现内部协同。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经济科学研究所米尔亚娜·拉多维奇-马尔科维奇教授在会上演讲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经济科学研究所米尔亚娜·拉多维奇-马尔科维奇教授认为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为解释数字经济中的增长提供了经济学基础。有鉴于此，创业精神和新知识是数字经济的主要驱动力，而在向数字经济转换的过程中新工作方式和岗位的创造存在着滞后，即创造性破坏并不能立即有效遏制工作岗位减少。尤其是当工人缺乏正规教育或技能，无法适应数字经济时。在此背景下，应当开发一种新的教育形式以应对数字经济的新需求，即能力本位教育或个性化学习。她阐释了能力本位教育的概念、能力本位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差别以及能力本位教育与个人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她指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叠加新冠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亟需通过能力本位的教育使大学生能够快速适应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
二、产业政策怎样助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赶超？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出现经济停滞，难以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甚至重新跌至低收入水平，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二战后的近200个发展中国家中，仅有两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跻身为高收入国家。那么，发展中国家究竟如何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门槛？
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在会上演讲
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阐释产业政策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赶超和趋同。基于一国的比较优势由其禀赋结构所决定，遵循一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该国产业和软硬基础设施是实现持续增长和经济追赶的最优途径。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能比高收入国家更快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成功追赶高收入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在有效市场中发挥促进作用，根据产业结构来推动创新发展，将潜在比较优势转变为实际比较优势，则该国能比高收入国家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避免陷入中低收入陷阱。产业政策是政府推动一国技术创新的重要抓手。虽然各国政府都试图利用产业政策促进创新，但大多数都失败了，其原因在于政府的目标产业违反了本国的比较优势。产业政策若想取得成功，应当瞄准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可根据其与全球技术前沿的差距、创新周期和战略意义，选择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具体而言，新结构经济学将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分为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换道超车型产业以及战略型产业，产业政策应当依据不同产业的特性，促进和支持不同方式的产业创新。
韩国首尔大学李根教授在会上演讲
韩国首尔大学李根教授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阐释了技术周期对中等收入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价值。首先，国家创新系统宏观国家层面技术赶超的关键，创新速率高、技术周期短、创新速率高、原创性低、本地化程度高、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更易实现经济赶超。其次，产业创新体系是中观层面技术赶超的重点，在技术周期短、专有性高、显性知识行业和出口导向的寡头垄断行业更易实现高速增长和经济赶超。再次，企业创新系统对于微观层面的经济赶超具有重要影响，专利周期短的企业往往可以通过借贷和投资行为，提高企业销售量和利润率，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最后，他认为技术周期的长短、技术多样化和技术本土化水平等是中等收入国家实现经济赶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
德国耶拿大学乌维教授在会上演讲
德国耶拿大学乌维教授关注突破式技术变革时代下的技术主权问题。他认为世界正处于突破式创新和变革的时代，具体表现有三：一是生产率增长放缓，技术发展和改进存在瓶颈；二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出，而技术改进的方向需要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符；三是地缘政治等外部环境阻碍了生产率提升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在此基础上，他对不同国家关键技术领域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对比分析，测算关键技术领域的跨国专利和出版物的均值水平，引入差距模型演绎不同知识水平的两个国家之间技术差距如何变化。最后，他认为可通过内部生产或国际贸易采购获得技术主权，相关产业政策有利于维护国家和地区的技术主权。
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教授在会上演讲
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教授认为已占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服务业，其内部消费性和生产性的结构有待优化。通过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之举。他选取45个非石油出口型经济体1950-2010年的数据，刻画世界服务业结构演化的典型事实，并将其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亚洲经济体与跌入陷阱的拉美经济体及亚洲“四小虎”作为典型进行比较，进而构建包含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人力资本供给的匹配模型，揭示了服务业结构升级视角下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理和跨越条件。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公共服务业对培育积累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的供给，实现高层次人力资本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匹配效应，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
复旦大学寇宗来教授在会上演讲
复旦大学寇宗来教授沿袭熊彼特经济理论，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视角探索中国奇迹的“发现”机制。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一旦中国从一个封闭经济融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国就应该专业化或充分挖掘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但具体到实践中，这种“比较优势”需要微观主体通过不断的试错过程予以发现。但正如丹尼·罗德里克所指出的，自由市场并不能为此提供充分或者正确的机制，因为竞争者的快速模仿会导致创新者无法收回他们的试错成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种政治上高度集权而经济上高度分权的“斯芬克斯”体制，能够为发现和挖掘中国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提供强大的激励。这种体制产生了两种类型的企业家群体，即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快速发展，正是两种企业家良性互动的结果，中国经济特区和基础设施即是有力证据。诚如熊彼特所指出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所推动的，但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不但会产生赢家，也会产生输家。许多经济体之所以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因为没有或者不能妥善安置输家，社会由此陷入混乱，经济增长随之停滞或者走向终结。“斯芬克斯”体制在中国之所以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可以归结为如下基本原则：发展是硬道理，因而市场必须发挥决定性作用；稳定压倒一切，因而政府必须发 挥更好作用；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日本早稻田大学清水宏教授在会上演讲
日本早稻田大学清水宏教授认为设立衍生企业是促进创新的重要途径，但衍生企业究竟能否促进创新却有待进一步考察。他以激光二极管行业为例，结合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阐释如何实现创业与创新的同步发展。1982 年美国政府实施SBIR计划后，与日本相比，美国激光二极管行业基础技术后续开发的可能性降低。同时，SBIR计划资助的衍生创业企业促进了次级市场发展，但这并不一定有利于基础技术后续发展。SBIR计划似乎能够促进创业企业的研发人员“低果先摘”。但实际上美国政府通过投资于新兴、通用技术，承担企业创新的大部分社会成本，在培育创业企业可摘的“低果”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熊彼特理论怎样实现发展与创新？
研究熊彼特理论的学者认为经济系统始终在经历变革，而创新则是变革的核心驱动力。而熊彼特认为经济变革是一个演化过程，这一观点亦对后续实证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其深层次的理论内涵究竟如何，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怎样实现发展与创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理查德·纳尔逊教授在会上演讲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理查德·纳尔逊教授从四个方面解读“创新驱动经济变革是一个演化过程”的理论内涵：第一，创新驱动的经济变革与生物学中的进化不同，生物进化中的突变具有随机性，而经济创新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参与者计划和集中活动的结果，通常要运用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来指导这类工作。经济活动领域的持续进步需要不断进行大量创新，其中许多会失败，但有些只要经过几次迭代便能站稳脚跟。第二，创新驱动的经济变革有助于我们思考所涉及的过程，并将其视作演化过程，强调创新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变革难以准确预测或详细规划，具有不确定性和高失败率风险。第三，最紧迫的经济挑战是提高发展缓慢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生产率，特别是理解不同产业技术进步差距背后的原因。第四，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往往通过不同的体制机制以推进创新，并组织和管理经济活动以满足多样化需求。而世界经济的复杂多样性，能够为各国互相学习提供基础。
德国奥格斯堡大学霍斯特·汉思奇教授在会上演讲
德国奥格斯堡大学教授霍斯特·汉思奇认为社会成本能够解释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生存风险。社会成本通常以负外部性或隐藏的副产品形式出现，而这些外部性是气候变化产生破坏性影响的主要原因，因为市场部门无法衡量并将其纳入企业或公共部门的决策过程。市场外部性需要政府作为一种“修复引擎”来干预市场失灵，而气候政策和技术政策是熊彼特经济中干预市场过程或创新过程的两种方案。这两类政策虽然能解决气候变化的一些浅层问题，并暂时降低人类的生存风险。但两类政策难以解决社会成本问题，因而并非一劳永逸，且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转型的问题，即从褐色经济转向绿色经济。要实现这种深刻的转变，需要彻底改革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特别是将社会成本作为衡量经济交易价值的附加指标，使自由流动、共同演化发展的传统熊彼特体系，能够以“后熊彼特演化体系”形式再次回归。在这一体系中，创新和市场过程能够满足一个经济体实现繁荣及可持续发展等国家目标的要求，从而激发褐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的潜力。
清华大学陈劲教授在会上演讲
清华大学陈劲教授认为熊彼特范式聚焦于企业家对创新的作用，而新熊彼特范式强调国家和政府政策在推动创新系统性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而后熊彼特范式则关注人民和人性对创新的影响，应当深入探讨创新与文明之间的相互演化关系。创新与文明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农业文明时期，以自给自足的农业活动为基础生产方式的经济形势能解释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时间内的经济运行规律。随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经济活动主要建立在机器大生产基础上，逐渐演变成工业为基础的经济。20世纪初以来，随着技术资本的逐渐沉淀，利润中心由有形财物的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劳动力也由农转工、工转商，各种资源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发展成为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20 世纪中叶以后，代表性象征是计算机的诞生，信息产生价值并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各个国家的主要创新范式不同，各国的文明和创新程度也不同，所以需要具体分析不同文明对创新的相互影响。不仅要关注创新对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促进作用，还要关注不同文明对创新的影响，探索人类文明与创新之间的双向演化机制，强化相互影响，提升文明水平。
意大利路易斯大学路易吉·马伦戈教授在会上演讲
意大利路易斯大学路易吉·马伦戈教授介绍了技术与组织复杂性的演变。组织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法因忽视了经济活动之间相互联系的复杂性后果，特别是忽视了代理人冲突和利益分歧所产生的复杂性，其影响力逐渐削弱。随着冲突的增加，组织均衡将难以存在。因此，层级结构可能并非是针对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补救措施，也可以理解为在持久的组织冲突中提供暂时性均衡的方法。人们有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偏好，但经济理论通常认为，冲突可通过分散化契约解决，而无需某一权威。交易成本经济学虽然认同这一观点，但也认识到有限理性可能会限制人们订立互利均衡结果的能力。他认为这种看法错误地低估了协调的复杂性，而协调问题是由冲突引起的。在两个代理人和一个冲突问题的简单情形以外，组织均衡往往不复存在。因此，在一个非线性的组织问题中，代理人可以无休止地、无成本地签订合同。此时，有限理性、交易成本、权威的存在不再是简单地产生相对于假设的有效均衡出现低效。在一个没有交易成本和权威的假设世界中，这一决定性均衡是不存在的，而是在一场无休无止的组织冲突中达成暂时均衡。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巴特·弗斯佩根教授在会上演讲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巴特·弗斯佩根教授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阐述经济学中的复杂性研究，包括如下三方面：一是熊彼特经济学与经济复杂性、非均衡性相结合，特别是在后熊彼特时代，与热力学类似的复杂系统理论已成为其核心。二是经济复杂性的新范式，即将“复杂性”一词置于核心位置，利用数据规约制定指标，以保留与经济发展、增长和可持续性等总体绩效相关的关键分类特征。三是经济非均衡性、复杂性和重大社会挑战，熊彼特动力学的复杂非均衡系统在本质上是演化的。熊彼特的无节制资本主义需要转变为可持续资本主义，可通过发展复杂系统理论以实现这一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