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大师珀金斯教授
欧阳峣
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是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也是享誉世界的发展经济学家。2016年秋天，我利用湖南省海外名师讲坛项目邀请珀金斯教授来湖南师范大学做学术交流；2018年秋天，我应珀金斯教授的邀请到哈佛大学经济系做访问学者。经过这两次学术活动以及平常的邮件联系交流，我们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朋友。特别感到荣幸的是，他还参加了我主编的《大国发展道路：经验和理论》一书的撰稿。这些年来，我阅读了珀金斯教授的代表性著作，如《发展经济学》、《中国农业的发展》、《东亚发展：基础和战略》等，深感珀金斯教授是一位国际发展经济学大师。他先后担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和亚洲中心主任，同时还兼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与改革问题顾问，在构建发展经济学体系、研究东亚经济发展和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等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享誉世界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中期以后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怎样实现工业化和摆脱贫困，发展中国家怎样通过工业化和结构转换向发达国家演变的问题。近些年来，我阅读了一些国际上有影响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如英国A.P.瑟尔沃著《发展经济学》，美国S.R.林恩著《发展经济学》，美国M.P.托达罗等著《发展经济学》，日本速水佑次郎著《发展经济学》等，而体系最完备和影响最持久的应该是D.H.珀金斯等著的《发展经济学》，它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英美发达国家和亚洲发展中国家广泛传播。
从1983年到2006年，珀金斯等著《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已经由诺顿公司（W.W. Norton & Company）出了第六版，即1983年版、1987年版、1992年版、1996年版、2001年版和2006年版。1989年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发展经济学》中文版，主要根据诺顿公司的1983年、1987年英文版翻译，全书共5篇21章，第1篇“理论与模式”，主要阐述富国和穷国以及发展的统一体、发展面临的障碍、发展的模式、发展与人类福利、计划、市场与政治、计划模型；第2篇“人力资源”，主要阐述人口、劳动与增长、教育、医疗保健；第3篇“资本资源”，主要阐述资本与储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外国援助与投资；第4篇“贸易和发展”，主要阐述国际贸易、进口替代、外向型经济发展；第5篇“部门经济”，主要阐述农业、能源与其他非再生资源、工业以及国营企业等问题。
经过20多年的时间，“每次再版都吸收了新的观点、新的数据，并且提供了来自发展中世界经历的新认识。”第六版共四篇21章，第1篇“发展与增长”，主要阐述发展模式、经济增长和发展测量、经济增长理论、国家与市场；第2篇“分配与人力资本”，主要阐述不平等与贫困、人口、教育和健康；第3篇“储蓄、投资和资本流动”，主要阐述储蓄和资源调动、投资、生产率和增长、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对外援助、外债与金融危机；第4篇“生产与贸易”，主要阐述农业、初级产品出口、工业、贸易、可持续发展和开放经济管理。珀金斯教授在前言中提出了这部教科书一直延续的传统和显著的特点：一是基于发展中国家在现实世界的经验，分析发展的趋势和模式，并且用事例和案例阐明主要观点；二是运用实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发展的机制和测试经济运行过程；三是利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工具，调查和分析现实世界的经验；四是强调发展经验的多样性，理解各种理论和经验应用的体制和国家背景。
我在讲授《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时候，将这部教科书列为最重要的参考书，通过学习和教学，我觉得编写的指导思想和体例特色非常鲜明：首先是强调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以及立足国情借鉴和设计发展战略。珀金斯教授在中文版序言中写道：“任何一国的发展道路，应由本国自行决定，并不存在可供别国照抄照搬而又可望获得成功的发展模式。发展所提出的问题，亦就是吸取他国经验以设计适于本国国情的战略。”其次是重视典型化事实和实际生活案例，在开篇就引入“三个片断”：马来西亚的阿卜杜拉在槟城的电子工厂打工，埃塞俄比亚的格塔丘在亚的斯亚贝巴生活，乌克兰的维克托和尤利娅夫妇大学毕业后分别在玻璃工厂和市政府机构工作。由此描述三种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马来西亚代表曾经有过经济高速增长、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埃塞俄比亚代表经济发展慢、生活极度贫困的国家；乌克兰代表经济体制发生转型、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波动的国家。再次是融入了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发展理念，不仅介绍了基本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增长模型和两部门模型，而且介绍了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和人类发展的概念，特别是联合国开发署根据阿玛蒂亚﹒森提出的发展理念制定的《人类发展报告》，以及4年发展目标的指标体系。最后是统计表格和图型的运用，如在阐述不同经济增长模式的时候，选择五种类型的国家，即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等负增长国家，阿根廷、菲律宾等缓慢增长国家，巴西、印度等适度增长国家，中国、印尼等快速增长国家，美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运用1960-2003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等数据绘制表格，清楚明白地表述了这个时期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
二、解读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珀金斯教授曾经担任韩国、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改革问题顾问，长期研究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在哈佛书店看到他撰写的《东亚发展：基础和战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并同格致出版社钱敏老师商量译成中文出版，但钱老师查到已由中信出版社出中文版。在这部著作里，比较系统地解读了东亚发展的历史基础、经济增长从高速到放缓的趋势、东北亚的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主义、东南亚发展的经验、中国和越南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要想了解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我们就必须同时了解当代发展所依赖的历史基础。该地区的所有经济体，无论是否成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从类似的极低人均收入水平开始自己的发展。” 珀金斯教授采用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说明，19世纪初期东亚的人均收入大约是西欧的50%；而到了19世纪末期，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同时，他细致地分析了这个地区的治理经验、教育传统、商业遗产和文化差异，而且认为东北亚人和海外华人通常愿意加倍努力以便出人头地，“在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时，显然享受了大多数非华裔东南亚人所没有的优势。”
珀金斯教授不仅阐述了东亚经济体所具备的历史优势和劣势，并运用总量增长方程和经济计量技术解释经济增长，考察计量分析与历史分析的耦合程度。他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只是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的问题，而且是政策变化和经济管理改善提高了投资效率。因此，他“尝试解释政策和管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经济体的领导人为什么选择了这些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是如何付诸实践的。”他首先聚焦最先成功的的地区，即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特别是重视韩国的经验。韩国经济政策经历了逐渐转型的过程，李承晚政府推行类似进口替代型政策，朴正熙政府选择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并从普惠的产业政策转为面向特定行业和偏袒特定公司。韩国始于60年代初期的政府主导的工业发展历史，由政府技术官僚设计产业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到后来变成一种日益政治化、寻租越来越猖獗的产业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越来越不理想的经济效果，最终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中宣告结束。“截止2011年，韩国还远不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但它离朴正熙时代那种激进的产业政策也同样遥远。”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良好的基础设施，健全的法律制度，充满生气的私营部门，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曾经受到政府的高度干预，而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高增长则是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引导工业和服务业发展。
珀金斯教授专门研究了中国和越南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1974年，他作为亨利﹒杰克逊的助手首次前往北京；1989年，他带领小型代表团前往越南考察怎样帮助该国向市场化经济社会转型。他认为“中国以及越南是在迥异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情况下，开启了经济繁荣。它们都曾经实行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苏联、中国和越南是从战争时期开始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的，50年代苏联曾经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改革前期有两个积极因素：一是几乎没有通货膨胀，二是与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中国没有充足的自然资源和大量农产品盈余可供出口，仅有轻工业产品特别是纺织品具有国际竞争力，于是，中国开始推动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制造业的出口，并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开放对外贸易和回归家庭农业，使工业和农业生产率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改善。从1989年开始启动市场力量取代中央计划经济时代的进程，首先是采用价格双轨制，逐步开放工业投入品的价格，其次是推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90年代初期，邓小平力挽狂澜，扭转保守势力对改革的迟滞，中国经济发展气势如虹。朱镕基总理推动了两大经济改革：一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是国有企业大量裁员。加上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提升制成品出口占有率，而且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知识。越南的改革起步较晚，“真正激发越南必须进行根本改革的是苏联对东欧控制以及苏联的经济恶化和最终解体”。越南在开始转型的时候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外贸逆差庞大，二是通货膨胀率很高。他们放开价格和汇率，急剧削减补贴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并将国家外贸制度融入国际体系，从1994年到2000年，出口额每年增长25%。”他认为越南的经济改革路径模仿了中国，“越南和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受改革决策所依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驱动。”
三、探索中国农业和乡镇企业发展
珀金斯教授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他是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从20世纪50年代在康奈尔大学选修伯格斯塔夫（Biggerstaff）开设的中国历史和中国语言课程，开始了学习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1963年在哈佛大学主讲中国经济课程。1966年出版《共产党中国的市场管理和计划》一书，成为当时研究中国经济的拓荒之作；1969年出版《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一书，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1989年出版的《中国：下一个亚洲经济巨人？》一书，则主要研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未来前景。纵观珀金斯教授对中国问题研究的突出贡献，主要集中在中国农业发展历史和中国当代经济改革发展领域。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教授鼓励珀金斯教授写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史，但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中国传统经济几乎没有不同农业部门发生联系的，而且国际学术界尚未出版对20世纪以前的中国农业发展做系统分析的英文著作，所以他决定撰写《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在这部著作里，他首先提出一个典型化事实：中国的农业在全球百分之七的耕地上养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国的播种面积仅有美国的百分之七十，但却必须供养比美国多三、四倍的人口。经济学家认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生产沿着平衡状态进行，随后趋于停滞，直到新的技术发现为止。这项研究的时间选择从1368年的明朝开国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耕作技术和制度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是中国现代化时期以前农业的基本模式从创始到完成的时期。同时，这个时期有相当可靠的统计资料，他主要利用了三种类型的材料：一是明清政府为征税目的而保存的人口数量和耕地面积资料；二是各省、府、县保存的地方史或地方志；三是过去几个世纪中对农业技术有兴趣者刊印的农业手册。作为一个美国学者，涉猎这些数量极为庞大的资料，确实体现了踏实和细致的治学态度。
珀金斯教授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农业发展的基本框架，即“人口增长—区域迁移—扩大面积—提高单产”。在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以后的六个世纪，“人口的数目增长了七倍到九倍，即从1400年前后的六千五百万到八千万人增长到1953年的五亿八千三百万人。”人口数量的增长伴随着区域的迁移，十四世纪的中国人口已高度集中于长江下游地区，但人口密集地向外迁移的人大部分仍然是转向华南或华中地区，不过到了清代，西部省份特别是西南地区越来越成为移民的主要收容地。人口数量的增长导致粮食需求的增长，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后果则是开垦荒地，到20世纪中叶中国耕地总数是十四世纪后期的四倍。相对于增长八倍左右的人口而言，增长四倍的耕地可以解决问题的一半，“剩下的一半则是但产量提高的结果。”那么，中国是怎样实现“技术停滞中的产量增长”的呢？一是将好的传统技术从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推广，“在1400年长江下游和东南滨海省份的粮食产量比很晚才定居的产稻省份的产量差不多高一倍，而且这些先进省份的单产量也比其他地区更早达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水平。”二是引进新的或优质的粮食种子，“这些种子提高了产量，使收成很少波动，有利于双季作物的扩展。”三是加强水利设施的建设，“依靠徭役劳动建造的水利工程比单纯种植尽可能多的两熟作物远为有益。”四是耕作方式的改变，“这里还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农具、耕畜和肥料”，传统技术的改进使粮食产量有所增加。“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改变耕作方式和增加土地单位面积上‘传统的’资本投入，曾经成功地使各种粮食加在一起的全国平均亩产量增加一倍。”帕金斯用农业经济理论分析中国农业发展，较好地达到了逻辑和历史的一致。
珀金斯教授不仅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农业的长期发展，而且非常关注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前景问题。首先是关注中国的乡镇工业，“中国人做了市场经济国家认为难以做到的事情：他们在中国的农村建立了小型和中型的现代化工厂。”这些被称为“乡镇企业”的工厂，不仅为农村、而且为城市及出口种类繁多的产品；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整个90年代期间，如果没有这些充满活力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国工业和GDP的增长率将显著降低。乡镇企业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珀金斯教授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它带来的好处：一是可以自由地对市场出现的机会做出反应；二是可以使用当地的原材料、资本和劳动力；三是可以促进现代技术在乡村的应用；四是有助于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经济和社会的差距。同时，他认为“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令众多经济学家和其他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它似乎违背了产权明晰的原则，形式上属集体所有，与当时政府关系密切，但在实际运作中像私人企业。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珀金斯教授就预言中国可能成为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巨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变迁，将为中国经济展现光明的前景。后来，他在《东亚发展》一书中分析了高增长的结束，即中国经济增长何时放缓的问题，认为“如果中国GDP增速放缓的时期，大致和那些已经达到高收入状态的经济体相同，则这一减速将出现在未来10年内，甚或2012-2015年就会发生。”2016年他到长沙讲学，在我校“至善讲坛”做了题为“放缓速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报告，认为大国具有生产率较高和收入差距较大的特征，后发大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应该发挥生产率高的优势，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并抑制收入差距大的劣势，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中国要吸取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教训，努力改善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从投资驱动型模式转变到消费引领型模式。他说：“假如中国能够继续进行充满活力的改革，落实完善市场体制的各项措施，中国的政策能够在未来10-20年中真正支撑5%-6%的增长率，那么，我相信中国将在20年内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第十九届国际熊彼特学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