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自然资源
欧阳峣
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它虽然不足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无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古典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任何财富和价值都“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家曾经一度忽视自然资源的作用,到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向人们发出警示,重新提出了“经济发展依赖于资源环境支撑能力”的问题。一般地说,幅员辽阔的国家具有自然资源丰富的特征,在经济发展中享有得天独厚的利用资源的优势。因此,在大国经济的分析框架中,自然资源成为相当重要的解释因素,它要求我们认真思考大国自然资源的特征,自然资源和大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大国在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辩证思维和科学态度。
大国自然资源的特征
所谓自然资源,就是指那些由人们发现的、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用途和价值的、处在一种自然状态或者未被加工过的状态的物质。从总体上看,自然资源主要具有三个特性:一是自然性,即是自然生成的,而且没有被加工过,尚处在自然状态;二是有用性,即被人们发现有用处,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价值;三是稀缺性,即不能完全满足人类的需要,与需求相比是稀缺的。自然资源的第一个特征决定了它同国家规模有关,大国的幅员辽阔,土地资源总量大,其生物、能源和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第二个特征决定了大国的自然资源有利于经济发展,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优势;第三个特征决定了大国受自然资源的约束,应该科学地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
在那些超大规模的国家里,不仅自然资源的总量大,而且种类齐全,丰富多样;各个区域自然资源的种类和储量不同,具有区域差异性。正如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所说的:“地理面积的大小很重要,是因为比起地理面积小的国家,面积大的国家的矿产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数量更多,品种也更多……同时,大国各地区的气候差异更大,因此更有利于农业的多元化。”总量的规模性,种类的丰富性和区域的差异性,构成了大国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
首先,大国自然资源具有总量上的规模性特征。国土面积是大国的初始条件,国土面积广阔是大国经济的初始特征。大国具有国土资源总量大的特征,进而导致其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和充裕。比如,美国的石油、煤炭、天然气、铁矿石、钾盐、磷酸盐、硫黄等矿物储量均居世界前列,铅、锌、银、铀、钼、铜、金等资源也相当丰富;俄罗斯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泥炭、铁、锰、铜、铝、锌、慑、钴、钒、钛、铬等均名列世界前茅,特别是能源储量规模很大;中国的钨、锑、钒、萤石等储量居世界第1位,锡、钼、铁、锰等储量也居世界前列;印度的铝土、煤炭储量居世界第5位,铁矿石、铬铁矿储量居世界前列;巴西的铁矿砂、铀矿、铝矾土、锰矿储量居世界前三位,还有丰富的铬矿、镍矿和黄金矿资源。此外,在这些超大规模的国家,农业资源的总量规模也相当大,在世界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其次,大国自然资源具有品种上的多样性特征。大国的自然资源不仅总量规模大,而且种类繁多。在世界已知的170多种矿产资源中,中国已发现有162种,其中已探明储量的有130多种;同时,还有包括耕地、林地和草场的多种土地资源,包括热带、亚热带、暖温带和温带的多种气候资源。俄罗斯的气候复杂多样,既有大陆性气候,又有海洋性气候和季风气候,既有亚热带气候,又有寒带气候;矿产资源多种多样,森林资源种类繁多。美国的国土呈狭长状,气候多样,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品种齐全,水力资源和农业资源丰富多样。
最后,大国自然资源具有区域上的差异性特征。大国的国土面积辽阔,不同区域拥有不同的自然资源,因而呈现出差异性特征。俄罗斯的地形以叶尼塞河为界分为东西两大部分,西部以平原为主,石油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东部大多是高原和山地,河流众多,水力资源丰富。美国的地形为东西高、中间低状,西部是高原和山地,森林、水力、有色金属和畜牧业资源丰富;中部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大,而且土地肥沃,河流众多;东部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交通发达。中国各区域的资源分布差异较大,从东西分布看,耕地、森林和水资源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而能源、矿产和草地资源则集中在西部地区;从南北分布看,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水资源和有色金属资源丰富,长江流域以北地区土地资源丰富;从地理区看,华东地区的耕地、林地和生物资源丰富,西北地区的草地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华南地区的有色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生物资源比较丰富,西南地区的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比较丰富。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空间分布差异明显,而且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
大国的自然资源丰富,而且具有单类总量大以及种类齐全、空间分布差异的特点,从而对大国经济发展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包括对国家综合国力、经济发展基础和产业发展布局的影响。
其一,大国自然资源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所谓综合国力,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各种力量的有机总和,它既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是发挥其国际影响和作用的基础。关于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列举出九项指标: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备状况、人口、民族特征、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把它归纳为三大基本要素:政治单位所占据的空间、资源和集体行动能力;中国学者张伯里把它概括为经济、科技、教育、政治、外交、军事、人口、资源、领土和位置等要素。可见,自然资源或自然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已经成为各国学者的共识。自然资源和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物质基础。19世纪初,当美国从法国购得213平方公里的土地时,美国驻巴黎公使罗伯特·利文斯顿就预言:“从这一天起美国取得第一等强国的地位。”
其二,大国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天赋条件,或者说是潜在的优势。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通过开发和利用可以获得天赋资源的潜在剩余,这就使自然资源变成了经济资源。首先,在经济发展初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国家可以通过原料出口获得较高的收入,如石油输出国由于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获得收入,实现国家和人民富裕。其次,在资源导向型增长模式中,自然禀赋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水平。罗斯托认为,自然资源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起着重要作用,其经济增长和财富增长,都与该国对森林、矿产、能源和农业用地等自然资本的精心管理有明显的联系,良好的自然资源将为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基础条件。亚当·斯密正是看到了自然资源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生产的绝对优势决定分工模式,认为基于地域和自然条件的不同,将产生商品成本的绝对差异,由于这种差异将导致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在他这里,分工的基础主要是有利的自然资源。如果能够利用这种自然禀赋形成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实行专业化生产,那么,自然资源的潜在优势就将转化为经济发展的现实优势。
其三,大国自然资源是产业布局的基本依据。一个国家的政府在规划产业布局的时候,需要一些基本的依据,而自然资源状况就是大国政府进行产业选择的一个基本依据。首先,大国的自然资源为建立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提供了条件。大国的自然资源种类比较齐全,既有丰富的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和农业资源,又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因而既适合发展农业,又适合发展各类工业,从而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像中国、印度和美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都拥有包括粮食、畜牧和水产在内的农业体系,以及包括能源、钢铁、汽车、机械、化学和电子在内的工业体系。其次,大国的自然资源为发展重点产业集群奠定了基础。一些规模很小的国家往往是资源单一的国家,它们可以依托少数重点产业来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如科威特、阿联酋这样的小国,主要依靠单一的石油资源来发展经济,围绕石油资源构建了整个产业体系;但那些超大规模的国家,自然资源种类繁多,以此为依托形成的重点产业往往是一个庞大的集群,如中国的重要支柱产业包括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产业等,它们构筑了工业大国的基础。同时,大国辽阔的幅员为重点产业集群的布局提供了空间,这些产业在不同的区域内产生集聚效应,可以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正是各个区域内自然资源的优势互补导致了产业集群的优势互补和合理布局。
大国经济和资源约束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而资源的稀缺性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自然资源也是稀缺的,由这个特征所决定,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经济增长都将受到资源的约束。由于大国对资源的需求量特别大,主要依靠本国供给,很难通过进口解决,大国经济增长更加受到资源约束。为此,在大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利用资源时应该认真地思考总量和人均、开发和保护、节约和创新的关系。
第一,总量和人均的关系。总量大是大国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但总量大并非人均多。自然资源总量与国家规模紧密相关,但自然资源的人均数量却与国家规模没有必然的联系。有的国家规模大,自然资源总量大,人均自然资源数量也大;有的国家虽然规模大,自然资源总量也大,但由于人口密度大,导致自然资源人均数量较小。比如,根据2005年世界银行的数据,俄罗斯、巴西的自然资源总量分别为4480亿美元、2790亿美元,两国的人口数量分别为1.43亿、1.86亿,人均自然资源数量分别为3132.87美元、1500美元;而中国、印度的自然资源总量分别为5230亿美元、2950亿美元,两国的人口分别为13.05亿人、10.95亿人,人均自然资源数量分别只有400.77美元、269.4美元。两组数据相比,差距为10-20倍。可见,分析大国的国情,应该将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相结合,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中国虽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是资源人均占有量匮乏,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原煤储量、石油储量和天然气储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0%、55%、10%和4%左右,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土地和原煤储量可以基本满足国内需求,而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的基本格局则是需求量远远大于生产量。同样是大国,不同的国情决定了采取不同的战略,如俄罗斯可以选择资源开发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较大规模地出口资源性产品;中国则应该选择限制性资源开发的经济发展战略,建立低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较大规模地进口资源型产品。
第二,开发和保护的关系。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大国应该通过开发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初期,更应该通过开发自然资源形成绝对成本的优势。而且,在区域差异性明显的大国,各个区域应该发挥本地的资源优势,培植和发展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重点产业。然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又意味着人类对资源的索取必然存在限制。正如美国学者阿兰·兰德尔所说:“伟大的文明产生了,繁荣兴盛了,但是,当它的发展超出了自身的资源基础和组织结构时,它也就可以衰亡了。”早期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时候,世界上的自然资源相对充裕,现在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不仅发达国家的资源消费没有减少,而且急于通过经济增长摆脱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对资源的消耗也在大幅度增加。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以消耗资源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而一旦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源被耗尽,经济系统就会陷于瘫痪和崩溃。恰似伊思·莫法特所描述的那样,由于对经济增长的渴望,对资源近乎贪婪的需求就像给一个不可持续增长的发动机继续无情地添加燃料。这种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对自然资源稀缺问题的关注,同时也提出了保护自然资源的课题。自然资源的保护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安全的战略问题,特别是那些超大规模的国家,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巨大,而且不可能完全通过进口从国外得到这些资源,因此需要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具体地说,一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应该制定长期的规划,使可再生资源能够自然地再生,使不可再生的资源能够尽量获得替代,从而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二是提高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使自然资源能够得到高效的利用,即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实现资源消耗减少和经济效益增长的目标;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减少高能耗的产业,增加低能耗的产业,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第三,节约和创新的关系。资源约束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可以减缓资源稀缺,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通过技术进步减少资源消耗,有效地节约资源;而且还表现为实现不同资源的替代,并且创造新的能源和材料。首先,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可以依托科学技术构建“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资源节约模式。其次,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现,许多资源是可以替代的,依托技术进步可以实现不同种类自然资源的替代。以前只有棉纱织布做衣服,后来科学技术发达了,人们可以利用纤维织布做衣服;以前只能用水力发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学会利用火力、风力和太阳能、核能发电。这种创新就是不同种类资源之间的替代,包括通过使用不同资源实现对某种资源的节约,通过使用可再生资源实现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再次,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可以创造新能源和新材料。发展新能源和新材料正在成为全球新趋势,各国政府纷纷把新能源产业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利用核力发电、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开发电力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和清洁替代燃料汽车;努力推动以纳米材料、超导材料、光电子材料和生物医药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技术创新,尽快形成新材料和智能绿色制造体系。总之,科技进步拓展了经济发展的空间和能力,通过资源的节约、替代和创新,可以有效地解决人类社会的资源危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