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的青木昌彦教授

欧阳峣

我曾经计划邀请青木昌彦教授出席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2016年大国经济学术论坛，然而，这位受人尊敬的学者却于2015年7月在美国病逝，转眼之间快一年了，回想起来心情依然沉重。青木昌彦教授是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也是中国学者的好朋友。2012 年2月至7月，我在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做高级研究学者的时候，曾多次拜访青木昌彦教授,向他请教经济学问题，讨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路径,并从中受到有益的启迪。

一、初次见面印象

青木昌彦( AokiMasahiko )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国际经济学会(IEA)主席，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土，荣获过国际熊彼特学会颁布的“熊彼特奖”

2010年，我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准备去美国的高水平大学做高级研究学者。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政策研究所，因为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曾经是前任所长，青木昌彦教授也是这里的研究员。我同斯坦福大学的学者没有接触，于是请求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斯坦福大学的杰出校友闵维方教授写了推荐信，通过邮件发给青木昌彦教授，希望他做我的合作导师。青木昌彦教授很快地回信告诉我，他已经退休，不能再邀请研究学者，但是他可以向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国际发展中心推荐我，因为这个中心的主任尼克.霍普( Nicholas C.Hope)博土非常关注中国问题的研究。通过青木昌彦教授的引荐，尼克.霍普博土很快地给我发来了邀请函。

2012年春天，我来到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见过尼克.霍普博士之后， 最想拜访青木昌彦教授,我给他发了邮件。他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当时他正在口木，5月中旬才能回到美国。直到5月22日，我收到了青木昌彦教授的邮件，说他已被东亚研究所聘为研究员。东亚研究所就在经济政策研究所右边的那栋大楼，下午3点，我同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王京研究员来到了青木昌彦教授的办公室。由于东亚研究所聘请他做首席研究员，给他安排了一间最好的办公室，位于三楼的东边，坐在办公室可以眺望校园里的美丽风景。虽然是在美国，但青木昌彦教授办公室的摆设仍然保持着东方人的特点，整齐地放着书架、书桌和几张椅子。寒暄之后，我将新作《大国综合优势》赠送给青木昌彦教授,他将新作《我的履历书:人生中的“越境博弈”》赠送给我,并用汉字写上“欧阳峣先生惠存”。他是用左手写的字，所以特别做了说明:以前长期使用电动式打印机输入书稿而患上书写痉挛,右手无法用钢笔写字，只能用左手书写。随后，他谈到自己一些中国学者朋友，称赞吴敬链教授是很有思想的经济学家，吴教授的政策建议推动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钱颖一教授是非常出色的经济学家，曾经是他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开展比较制度研究的合作者。

初次见到青木昌彦教授，就被他热情友好的谈吐所感染。后来，阅读了他赠送的《我的履历书:人生中的“越境博弈”》,在脑海里形成了对青木昌彦教授的良好印象:他是乐于助人的长者，对我这样不曾相识的学者也主动向斯坦福大学的同事推荐，具有宽阔的胸怀和长者风范;他是友善待人的仁者，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寄予善良的期望,对西方和东方的学者同样友善，其仁爱之心超越国界;他是追求真理的智者，一生中连续进行七项“知识创业”，特别是在比较制度分析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种风范使他这个来自东方的学者被选为国际经济学会主席，曾经被预测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日本人”。

二、朋友聚会话题

斯坦福大学的教师通常都是在学校吃午餐，所以大家有许多见面的机会，我几次在新图书馆附近的学生食堂遇到青木昌彦教授。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约翰，肖文所长，每周三中午安排校内的经济学教师和访问学者用餐，我们经常在JOHNA& CYNTHIA RIY GUNN楼的一楼餐厅碰到青木昌彦教授。此外，我们还同时应邀参加了两次朋友聚会。第一次是东亚研究所的罗斯高( Scot Rzoelle)教授邀请的，在斯坦福附近的中国餐厅——湖南园聚会，青木昌彦教授、尼可，霍普主任参加;第二次是国际发展中心的尼可·霍普主任邀请的，在斯坦福大学的教师活动中心，青木昌彦教授和几位中国学者参加。

在美国的学者聚会，一般是个人先简单地介绍自己的情况，然后再提出一些话题进行自由讨论。我们同青木昌彦教授交谈的话题，一种是关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问题，另一种是关于他在国际经济学界的贡献问题。

青木昌彦教授的一生，经常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奔波。正如他自己总结的:每年有“一半时间在美国，将近一半时间在日本，余下大约一个时间去中国或者欧洲”。1962年从日本东京大学毕业后，他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1967 年毕业并前往斯坦福大学担任助理救授，一年后又来到哈佛大学任职; 1969 年回到日本担任京都大学的副教授; 1970 年重新来到哈佛大学; 1972年再次回到京都大学; 1979 年,来到哈佛大学完成“ 富布赖特项目”的交换教授，一年之后仍然回到京都; 1989年，他来到阔别16年的斯坦福大学担任教授，虽然长期在这里任教,但其中还经历了回日本建立“斯坦福日本中心”(STC) 以及就任日本通商产业研究所所长( 1997 )的几年时间。青木昌彦教授深深地体会到，在文化上“跨越国境”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就我自身来讲，虽然用英文撰写专业论文基本没什么困难,但是在日常会话中，无论是用英语还是用日语，有时会突然因为‘ 意思的明白’或“语法不正确’而结结巴巴。”我曾经学过日语和英语，所以在同青木昌彦教授谈话的时候，首先就会遇到使用英语还是使用日语的纠结。正如心理学家荣格所说，在不同文化的夹缝中对两种文化进行综合性的理解，将伴随着精神上的痛苦。青木昌彦教授在体验两种文化时也有一种潜意识的纠葛。“如果能做到否定国外经验而一味赞美祖国，或者与此相反，崇媚外国而单纯议论本国的缺点，也许会轻松一点，但没人能做得到。”

青木昌彦教授关注的重点，第一是日本和美国，第二是中国和欧洲，他不仅经常在这些国家参加学术会议，而且认真观察和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青木昌彦教授早在1976年就访问过中国，那年秋天他参加中日农业农民友好协会的考察，到了中国山西的大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经常到中国开展学术活动和政策咨询，曾经3次同朱镕基总理会面。2003年他被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聘为外籍客座教授，2007 年他回丰田汽车公司促成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中心的成立，他同吴敬琏教授被聘为“学术委员会的联席主席”。青木昌彦教授直率地说，他同中国的关系，并非出于对“中国友好”的关心，而是，“与那些可以毫无保留地和我探讨共同关注的知识、思想以及政策等方面话题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的相遇，也的确促成了我和他们之间牢固的友好关系”。

谈到青木昌彦教授的经济学贡献,他坦然地提到比较制度分析领域。而且认为，他那种频繁地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跨越国境”的生活经历，以及在日本和美国各占一半的工作经历，有益于增加他对社会制度的直观感受，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性认识。他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就开始涉足比较制度分析领域,主要就是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深入研究，对这些多样性的制度模式进行比较分析。1990年，他在斯坦福大学设置了“比较制度分析”的博上研究生方向，并且在这个领城聚集了一批高水平学者，如保罗·米烙罗姆、阿弗纳·格雷夫和钱颖一等，都在比较制度研究中做出了贡献。他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形成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教授也经常从华盛顿大学来到斯坦福大学参加研究班的讨论。他用5年时间专心撰写的学术著作《比较制度分析》，是比较制度分析理论的集大成之作。1998 年,凭该书的底稿获得了国际熊彼特学会颁发的“熊彼特奖”；2001年，这部著作以英文、日文、中文三种语言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日本NTT出版社和中国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形成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三、学术问题讨论

前几年，我曾经主持欧盟基金项目“湖南中小企业公司治理及其与欧盟企业的对接”,主编和出版了“中国—欧盟中小企业公司治理丛书”。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学习和借鉴了青木昌彦教授的思想，阅读了《比较制度分析》《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等著作。来到斯坦福大学之后，可以同青木昌彦教授当面探讨这些问题，所以寻求机会向他请教比较制度和公司治理的相关问题。

青木昌彦教授在研究公司治理的过程中，认真地思考了经营者在维持股东和雇员双方利益均衡的情况下进行经营管理的企业博弈模型。他通过对东西方企业进行比较,认为英美模式的企业奉行股东主导的单一原则, 由经营者统一管理雇员，在企业结构上贯彻所谓的“父性原则”;而日本企业经营者的职能是保持公司雇员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均衡，其作用更重在协调，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不够。我肯定青木昌彦教授的分析是有依据和有意义的，但我认为企业的发展模式不仅是东西方的差别，而且是受到经济发展阶段和企业成熟程度的影响。然而，我非常赞成青木昌彦教授提出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东西方企业模式并不存在绝对的谁优谁劣的问题，企业竞争力形成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和市场环境的影响。我反复强调,中国的企业采取不同模式有优有劣，而目前多数中国企业竞争力不强的原因，主要在于缺乏科技创新能力和良好的市场环境。

青木昌彦教授研究了原计划经济国家企业的转轨问题，发现在俄罗斯、东德和中国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如果国有企业民营化不够谨慎,将导致经营者侵占国有资产，出现“内部人控制”的危险性,提出这个问题是青木昌彦教授的贡献，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向青木教授介绍了中国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遇到了这种情况，有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制定的改革方案，出现了有意低估国有资产价格，低价出售和转让国有企业资产的情况。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而且加强了防止腐败的措施，使“内部人控制”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我曾经拜读过青木昌彦教授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标题为《硅谷模式的信息与治理结构》，他认为硅谷模式中创业投资者真正的独特作用就在于信息协调以及在公司治理结构上的功能，因而集中地分析了硅谷模式解决信息处理上的竞争和信息的广泛共享这对矛盾的途径，即产品设计所需要的工程信息是互相保密的，而产品的标准化界面信息是可以共享的。他还批评了那种认为“越是高科技越是要政府来管，因为市场会失灵”的观点，强调政府的责任就是调动和保护创业者的积极性。我从青木昌彦教授的论文中受到启发，认为硅谷模式是一种创新型企业的治理模式，它超越了传统的英美企业模式和东方企业模式，表明现代企业模式的演进中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培植这样的创新型企业，而且政府的职责应该从审批项目转变到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唯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进入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青木昌彦教授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深化的过程，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升华,通过现代创新型企业的硅谷模式而进入到东西方体化的状态。我深深地感觉到，同经济学大师谈学术问题的确是一种享受，青木昌彦教授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而且他融通东西方文化,从而提出的思想观点更加符合全面性和科学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