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张培刚的命题

欧阳峣

张培刚教授曾经被国际经济学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ealization）所提出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题理论。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曾经感慨地说：“张培刚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张培刚教授回国以后的学术道路崎岖和坎坷，在他精力旺盛的年代缺乏真正发挥作用的成长环境。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张培刚教授开始重新研究发展经济学，他以深邃的目光注视着发展经济学的演变，提出了“发展中大国应该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的命题，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积极贡献。

张培刚教授提出的命题

张培刚教授是具有国际视野的经济学家，他青年时期留学哈佛大学，聆听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张伯伦、贝莱克、汉森、里昴惕夫、厄谢尔等的教诲，在那名家汇集、学术底蕴深厚的世界著名高等学府，受到大师的沐浴和环境的熏陶，培养了规范的经济学思维。他的博士论文从世界范围探讨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将会遇到的各种问题，是第一部系统地研农业国家的工业化道路的著作，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该书列入《哈佛经济丛书》在哈佛大学出版后，还先后翻译成西班牙文、中文等文字出版，被国际经济学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利斯钱纳里来中国讲学时称赞：“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张培刚”。

1946年秋天，张培刚教授怀着赤诚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情回到祖国。然而，那段特殊的年代使他没有机会专心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国际经济学界一直在寻找这位“哈佛名人”；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张培刚的名字一度在中国学术界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给中国学术界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张培刚教授开始重新关注国际经济学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阅读国外学术文献，并思考发展经济学的前途和命运问题。1989年，张培刚教授在《经济研究》杂志发表题为《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的论文，提出了“加强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的任务；1992年，在他主编的《新发展经济学》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发展中大国应该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的命题，这是关于发展经济学如何保持生命力和实现新发展的重要命题。张培刚教授认为，“发展经济学唯有对问题特别复杂的大国进行重点研究，揭示出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找出解决的途径，才能使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更富有普遍性和实用性。”

张培刚教授的命题是通过反思发展经济学的兴衰演变过程，站在发展经济学的国际前沿提出来的。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研究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探索哪些因素制约或阻碍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怎样使这些国家逐渐具备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走出一条真正符合具体国情的摆脱贫穷落后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伴随着战后大规模的经济重建，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热潮，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茂然兴起，相继提出了各种经济增长的理论和模型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原因，谋划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因而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景象。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论、大推进理论和二元经济理论，他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体系尚未完善，因而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需要借助政府干预来加快经济发展和实现工业化；他们特别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和发展计划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否认新古典经济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多数发展中国家推行政府主导的发展政策。然而，进入70年代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达到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预期目标，反而遭遇重重困难；同时，极少数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为此，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都遭到质疑。

西方经济学界主张复兴新古典主义的学者，开始怀疑发展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做出了发展经济学“衰落”甚至即将“死亡”的悲观论断。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斯特里顿（Paul Streeten）教授认为“现在忧郁、厌烦和冷漠的气氛笼罩着发展问题的讨论，难以同令人振奋的早期时代相对照”。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尔（Deepar K.Lal）教授在《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很可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和经济的同时兴旺。”针对这种情况，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考虑发展经济学的“转向”问题，耶鲁大学拉尼斯（Gustav Ranis）教授在《发展经济学：下一步迈向何处》一文中介绍了一种“转移的方向”，他认为“在年代，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特点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与经济学其他领域的变化相一致，一方面它离开了贝克尔的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明显地转向微观经济学研究；另一方面转向现代产业组织模型，并将它们运用于农业和非农业生产单位。”这实质上是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从宏观领域转移到微观领域。张培刚教授则另辟溪径，他深刻地分析了早期发展经济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实现发展经济学理论变革的路径：第一是转变研究立场，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第二是扩大研究范围，尤其应该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是突出研究重点，注重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第四是改进研究方法，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多层次和全方位的考察。随后，他在第三条路径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发展中大国应该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的命题，并认为“在第三世界人口中占绝大比重的发展中大国不能改变其贫穷落后面貌的情况下，发展经济学就永远谈不上成功。换言之，发展经济学若不以发展中大国为主研究对象，那么它自身也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发展和完善”。

张培刚命题的初步解答

张培刚教授认为，在发展经济学的历史性变革中，中国经济学家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作出应有的贡献。为此，他在《新发展经济学》中“试图就大国发展的问题，包括大国的特征、大国发展的难题和大国的特殊道路，做一初步的探讨。”他借鉴库兹列茨、钱钠里和帕金斯等经济学家的研究，结合发展中大国的实际情况，对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做出了初步解答。

第一，张培刚教授分析了发展中大国的特征。他认为发展中大国“是一个既包含自然地理特征，又包含社会经济特征的综合性概念。”具体地讲，是指人口众多、幅员广阔、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人均收入水平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张培刚教授认真分析了这五个特征：首先是“人口众多”。年总人口超过亿的国家中有个发展中国家，即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而且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其次是“幅员广阔”。仅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就占了第三世界184个国家国土面积总和的1/4以上，并且相当于欧洲和北美洲全部发达国家国土面积总和的3/4。再次是“资源丰富”。中国、印度和巴西已探明的烟煤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50%，水电资源储量占77%，铁矿石储量占21%，铝土储量占15%，锡储量占25%。他还提出发展中大国的资源分布不均匀，而且资源开发能力和利用程度较差。然后是“历史悠久”。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曾经有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在近代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历史的积淀往往成为对现代化产生阻碍作用的“历史幽灵”。最后是“人均收人水平低下”。这些国家不仅远远落后于高收入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中低收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以1988年的人均GDP为例，中国的330美元和印度的340美元就低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750美元的数字。

第二，张培刚教授分析了发展中大国的难题。他认为“大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一系列特殊的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制约着大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格局，使大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具体地说，一是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使大国在经济发展中很容易背上“历史包揪”，面临着改造传统文化的艰巨任务；二是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形成一种累积性的因果关系，给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困难；三是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使大国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时面临着既要承认各个地区在客观上存在的差异、防止“一刀切”和平均主义，又要避免区域之间“两极分化”的难题；四是农业落后与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矛盾，使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着既要保证工业高速增长，又要使农业得到稳定协调发展的难题；五是内源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矛盾，使发展中大国面临着既要通过内向型发展战略实现经济起飞，又要通过适度对外开放获得国际资源和要素的难题。

第三，张培刚教授分析了大国发展的特殊轨迹。他认为发展中大国在增长条件、起飞轨迹和发展规律等方面既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也与发展中的中小国家有差别。张培刚教授总结了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几个经验性特点：一是由于大国人口众多，国内消费需求和市场容量相对较大，因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外贸比重较低；二是由于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建设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和满足数量庞大的国内需求，因而对资金的需求量特别大，不可能完全依靠外资或外援来解决；三是由于大国不得不采取内向型发展政策，因而需要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就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使它在收人水平较低时就进入经济结构变动时期；四是由于大国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也存在足够规模的国内市场，在工业化初期可能占有一定的发展优势。

第四，张培刚教授分析了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特点。他认为大国工业化与小国工业化在资本积累、产业结构、产品市场和外贸战略以及制度文化等方面表现出它们的特殊性，即主要依靠本国的资本积累、同规模巨大的国内需求相适应的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需要克服障碍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及采取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综合性外贸战略。同时，他还具体分析了发展中大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原因：一是人口众多的大国有着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它为现代工业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提供了有利条件；二是大国对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需求量庞大，而且品种繁多，只能小部分依靠外部市场的供给；三是发展中大国虽然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多，但资源总量大且种类多，使得大国有条件建立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第五，张培刚教授分析了外部经济冲击对发展中大国的影响。他认为外部经济对发展中大国的影响有几个特殊条件：一是大国经济的自我循环能力，可以减缓外部经济冲击的力度；二是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大国的经济政治关系常常向或强或弱两极倾斜；三是大国竞争力的预期，使得抑制欠发达大国的竞争力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重要目标；四是大国国内市场的吸引力，使得发达国家重视同发展中大国的经贸关系。

围绕张培刚命题的探索

张培刚教授提出“发展中大国应该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的命题，为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开阔了新的视野，也开拓了新的领域。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围绕着如何解答张培刚教授的命题，对大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优势、模式、战略以及管理体系进行了探索。踏着张培刚教授的足迹，许多学者在探索大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迸发出了思想的火花，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回顾走过来的20年历程，有几部著作曾经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1994年，陈文科著《大国发展的十大困惑》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探索了大国发展中的矛盾和困惑，包括人口困惑、结构困惑、生态困惑、灾害困惑、短缺困惑、债务困惑、市场困惑、体制困惑、农民困惑和传统文化困惑，并提出了分析大国发展问题的特殊视角。

1995年，熊贤良著《对外贸易、国内市场与大国的经济发展》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提出大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能够容纳足够的企业，既维护市场的竞争性又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在尚未显著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时候，就失去快速发展所依赖的国内市场，就可能铸成历史性的错误。

1997年，程极明著《大国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选择美国、苏联、巴西、印度和中国这5个大国进行比较研究，探索地理和人口上的大国所具有的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包括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发挥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总结了大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

2000年，李由著《大国经济论》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试图揭示国家规模约束下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的特征方式，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国家规模与分工经济、规模经济、市场结构、资金积累、资源配置、区域经济、对外开放的关系，以及大国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行政区划、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

2007年，李稻葵著《大国发展战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提出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必须实行大国战略，在坚持不断开放的基础上开发自己的大市场，制定大国战略性贸易政策，设计比较合理的协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建立以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为核心目标的宏观管理体制，实现关键产业的技术突破，改善大国的经济外交和国际舆论导向。

2008年，陆铭等著《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作者以总结中国经验为基础分析了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将“中国特色”概括为“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大国治理结构，强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主义民主和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并揭示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

2011年，欧阳峣著《大国综合优势》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从寻觅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和“金砖四国”崛起原因的视角提出问题，阐述了“大国综合优势”的涵义，分析了“大国综合优势的形成机理，形成了大国综合优势”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大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以及基于“大国综合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导向。

纵观全国的经济学界，主要有两所高校坚持长期研究大国经济发展问题，已经形成比较稳定且有影响力的学术团队。它们分别是复旦大学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和湖南商学院的大国经济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的学术团队由张军、陆铭、陈钊、王永钦和章元等中青年学者组成。自2000年以来，坚持以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为研究方向，致力于探索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特别是中国的财政分权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市场结构、区域协调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地方政府竞争等内容，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经验以及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他们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重要刊物发表系列论文，提出了一个包括改革开放和发展动力、政治和社会基础、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集聚和区域发展、公共服务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适宜制度和发展模式的框架。

湖南商学院的学术团队由欧阳峣、易先忠、生延超、杜焱和刘智勇等中青年学者组成。自2006年以来，坚持以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为研究方向，致力于探索超规模国家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规律，构建大国经济理论的范畴体系和知识体系。他们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新兴大国的自主创新道路”、“金砖国家的增长与转型”等10余项以大国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等重要刊物发表系列论文。同时，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或国际性的大国经济学术研讨会，并在经济科学出版社连续出版《大国经济研究》年度学术论文集。通过系统的研究，明确界定了大国的概念，概括了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提出了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原理，探索了大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体制变迁和经济治理的模式，初步形成了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雏形。

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理论的重要程度往往取决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程度。随着金砖国家的崛起，美国和新兴大国共同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时代的到来，大国经济现象愈益成为重要的国际现象，张培刚教授命题的重要性愈益凸显，那么，围绕这个命题的深人研究也将取得愈益成熟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