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标杆

——我眼里的《经济研究》杂志

欧阳峣

从在湖南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时起，《经济研究》就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我几乎每期都到资料室阅读，而且似乎形成生物钟，一到发刊时就期盼 《经济研究》杂志的出现，后来自己订了一份，阅读就更加方便了。在我眼里，《经济研究》是中国经济学界当之无愧的学术标杆。读《经济研究》不仅可以观察中国经济学研究前沿，而且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理论逻辑。

众所周知，一些好的学术期刊往往把目标放在探讨专业学术问题、追踪国际学术前沿上。《经济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具有崇高地位，在国际学术界也得到普遍认同，这主要是因为它善于把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上升为学术问题，致力于追求真理和学术价值，始终嘉立在学术前沿。国内设置经济学院(系)的大学，往往将在《经济研究》 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视为衡量经济学学科水平的重要尺度，引进人才的时候也特别重视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过论文的教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特别认同《经济研究》杂志，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结题时若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三篇论文便可评为优秀。我在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做高级研究学者的时候，些华人经济学家也对《经济研究》杂志的规范化风格和学术质量赞不绝口。我想，如果中国的各种专业学术期刊都能像《经济研究》这样办刊，真正将追求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有机地统一起来，那么，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地位将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我作为《经济研究》忠诚的读者和作者，感到这本刊物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追寻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逻辑，讲好中国故事。问题是创新的起点，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那么，经济学研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问题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令世人瞩目，赋予了它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的资格。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谁能成功地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长期以来，《经济研究》杂志将中国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试图讲好中国故事，运用经济学原理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将它提炼为学术理论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最近，我翻阅了近三年的《经济研究》杂志，除几篇学术文献综述外，几乎每一篇论文都以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为研究对象，或者选择与中国相关的世界性问题，而且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形成了一些学术研究热点。第二，运用规范的概念和方法研究问题，传播中国声音。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为什么说了传不开?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国际性的规范和语言，从而导致外国人听不懂。所以，“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研究》杂志就致力于用国际规范方法探讨中国问题，用国际规范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从而在传播中国声音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先后邀请了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经济学家，如林毅夫、钱颖一、田国强等，著文介绍现代经济学研究规范和方法，并且率先实行匿名审稿制度，为论文的规范性和期刊的学术质量创设了制度保障。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学的是哲学专业，在攻读《资本论》课程时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从事经济学研究。当历史的年轮进入21世纪时，从张培刚先生关于“发展中大国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的命题中受到启迪，以及受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事件的触动，我牵头成立了大国经济研究课题组，集中精力研究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规律，试图从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两个初始条件出发，以规模和结构为逻辑起点，系统分析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特殊机理和战略选择，致力于构建“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经济研究》杂志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高端平台，为发表和推介我们的大国经济研究成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014年，我们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两篇论文，这对课题组是很大的鼓舞。根据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情况，我们采用静态和动态的Pearson、Spearman 相关系数法证明新兴大国外汇储备波动具有协动性特点，进而发现这种协动性是国际冲击因子和新兴大国特征因子共同作用所致，通过协整公析将两因子内涵具体化，证明代表新兴大国特征因子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账率、货币供应增长率、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四变量及代表国际冲击因子的美元实际有效汇率、美国股票市场波动与储备增长率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为此，我同汤凌霄教授等撰写了《金砖国家外汇储备波动的协动性及其影响因素》一文，其结论凸显出新兴大国加强外汇储备合作的战略意义，也可以为各国实施差异化国内政策提供依据。同时，根据大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的情况，我们研究了国内市场规模促进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的机理，发现制度环境决定国内市场规模对出口产品结构的作用方向，当制度环境高于门槛值时，国内市场规模扩张促进出口结构的多元化;而当制度环境低于门槛值时，国内市场规模扩张则导致更加集中的出口产品结构。为此，我同易先忠副教授等撰写了《国内市场规模与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一文，其结论凸显出法制环境、金融系统开放性和透明度、政府对投资领域的限制和对企业的管制效率是影响国内市场作用方向的关键制度维度，从而为我国改善制度环境提供依据。这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经济研究》第1期和第6期，使课题组成员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激发了我们研究的热情和动力，对大国经济研究的未来和前景充满信心。

为了构建大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我们长期致力于基础性问题和关键性问题的研究。前些年，有的学者对大国经济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概念上的演染，特别是混淆大国与强国的概念，甚至把一些经济繁荣的小国说成是大国，而我们的研究则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界定研究对象的标准是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两个初始条件。为此，我们从两个自然特征出发推导出“大国效应”的存在以及存在的条件，发现上地面积与国家人为收入有正向关系，而人口规模与国家人均收入呈倒“U”形关系。在土地面积和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若一国人口规模适度偏大，该国人均收入将会高于小国；但是，若该国人口规模超出一定限度，该大国会因拥挤而丧失其优势。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市场交易成本、经济结构差异和国家之间的开放程度，都有可能显著的减弱和逆转大国效应。通过深入研究，我和李君华副教授撰写了《大国效应，交易成本和经济结构》一文，发表在《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上，该文对国家贫富进行一般均衡分析，用规范的方法从初始条件推演出“大国效应”的存在，并研究了“大国效应”存在的条件，在一定意义上为大国经济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大国经济研究中有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那就是国家规模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优势?在1957年的国际经济协会海牙会议上,罗宾逊、库茨涅茨等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两条思路:一条是大国的国内需求规模较大，经济外向依存度较低，有利于经济稳定发展;另一条是大国的技术市场需求较大，研究和开发的分摊成本较低，有利于形成技术创新优势。沿着这两条思路，我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以中国为例研究居民消费的规模效应，采用阈值协整模型对1955-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居民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随居民消费率的变化而变化，这证明中国居民消费存在规模效应，且该效应在不同的消费规模下形成不同的作用机制，导致不同的影响效应。为此，我同付元海教授等撰写了《居民消费的规模效应及其演变机制》一文，发表在《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上，提出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入驱动向需求拉动转变，关键是要扩大居民消费相对规模，并通过供给侧改革使国内市场能够有效地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其次，以中国为例研究大国的创新优势，在讲述中国创新道路故事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即用市场规模解释大国创新优势的形成，用后发追赶解释模仿创新的选择，用经济转型解释自主创新优势的培育。为此，我同汤凌霄教授撰写了《大国创新道路的经济学解析》一文，《经济研究》2017年第9期将其作为封面重点文章刊登。该文认为中国利用庞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培育了模仿创新优势，而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还需要实施基于内需优势的自主创新战略。

《经济研究》是展示学术成果的高端平台，偶尔也刊登经济学家撰写的书评，推介经济学人的学术成果。我们团队在这方面受益匪浅。如2011年第7期刊登了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教授撰写的书评《大国经济的优势来源及其发展路径》，推介我的学术专著《大国综合优势》，这部著作是我的博土后出站报告，分别列入“当代经济学文库”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张卓元教授认为该书在现代经济学研究框架下对大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来源及其发展规律进行了独特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构建了一套大国综合优势评价指标体系，从动态角度研究了大国综合优势在形成现实生产力、推进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运用，提出了基于“大国综合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理论创新和政策实践上有重要价值。2014年第6期刊登了发展经济学界前辈谭崇台教授撰写的书评《应该重视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推介了我主编的《大国经济发展理论》，这部著作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谭崇台教授认为该书遵循张培刚教授提出的重要命题，深入系统地探讨了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在大国经济发展思想作出了基础性，开拓性和系统化的工作；该书的突出特点就是重视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通过界定大国概念、选择研究对象、概括典型特征和明确核心原理，形成了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雏形。这两位经济学家的褒扬和厚望，激励着我们在大国经济领域辛勤耕耘，不断深化大国经济理论的研究，执着于构建中国风格的经济学话语体系。

回顾过去，《经济研究》杂志为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饮水思源，我们对《经济研究》杂志及其编辑们满怀感激之情。2014年，我从湖南商学院调动到湖南师范大学后，重新设立了大国经济研究中心，组建了一支开放式的研究团队。2017年，我们顺利地获得了理论经济学级学科博士点，吸收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加盟。展望未来，我们仍然要做《经济研究》的读者和作者，从经济学同行的高质量成果中吸吮甘露，并将自己最好的学术成果奉献给这个优秀期刊。伴随着《经济研究》杂志走进新时代的步伐，我们仿佛看到了中国经济学大放异彩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