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国际话语权    

欧阳峣  

2012年6月初，斯坦福国际发展中心和斯坦福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共同主办中国学者论坛，听说有来自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以及美国著名大学的学者参加会议，主题是讨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重大问题。筹备会议的负责人希望我代表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学者在开幕式上致辞，我欣然接受了任务。考虑到这是国际会议，同时是代表中国学者讲话，我选择了“中国经济学怎样掌握国际话语权”这个题目。为此，我翻阅了几位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并围绕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基本条件和构建中国风格的经济学话语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思索。  

话语权概念和掌握话语权的条件  

我翻阅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都没有发现“话语权”这个词。通过网络搜索，才知道西方很早就有人在探讨话语权问题。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他在1970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时发表就职演说《话语权的秩序》，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著名论断。福柯认为，话语的外在功能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因此，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掌握了对世界秩序的整理权，即掌握了权力。这种理论深刻地反映了西方国家抢占思想意识制高点和掌握主导权的现实要求，揭示了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基本态势，从而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简而言之，话语是一种说话的“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从权利的意义上看，它是一种普惠性的说话的资格和能力，即每个人都有说话或者不说话的权利;从权力的意义上看，它更是一种强力或者专权，其影响力强大而深远。那么，所谓“国际话语权”，就是在国际上说话的“权利”或“权力”，它是国际影响力的表现。从不同的领域看，它包括经济的国际话语权、政治的国际话语权和文化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的崛起面临着的巨大挑战，就是文化的国际话语权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呈振荡攀升，经济总数已位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名列世界前茅。在经贸竞争领域的中国声音，已经成为世界上谁也不能忽视的大国之音，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国际话语权的空前提升，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大大增强。然而，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明显不足，绝大多数学科都是在西方范式的主导下发展的。特别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西方的声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中国的声音极其微弱，还有的中国学者缺乏自强自立精神，满足于鹦鹉学舌，习惯于亦步亦趋。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愿望愈益强烈，从而提出了“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任务。在笔者看来，我们迫切需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但更加需要文化自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实现文化自强的前提，文化自强则是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础，倘若没有文化自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将成为无源之水或者无本之木，那是一种盲目的无知或井底之蛙的视野，是一种文化的夜郎自大。为了实现文化自强，应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权。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掌握国际话语权就是以独特的学术话语体系，解释带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并且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同。纵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掌握国际话语权需要遵循一些普遍的规律，具体地说，应该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其一，研究的对象具有典型意义，即被解释的经济现象不仅对某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同类国家和世界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如果研究的对象仅仅是某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特殊现象，缺乏普遍意义和世界价值，其研究成果就难以形成国际影响力。其二，研究的成果具有创新价值，即在学术上有重要发现，创造出新的经济学原理、理论和知识体系。倘若没有发现重要的经济规律，提出新的经济学原理和理论，就难以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其三，交流的手段具有国际性，即研究方法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流和传播。假如研究的方法缺乏规范性，或者没有使用国际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交流传播，就难以被国际学术界认同。这三个条件是相辅相成的，它们都是掌握经济学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条件，三者的结合构成掌握经济学国际话语权的充分条件。笔者总结和概括的三个基本条件，实际上可以转变为评价经济学理论的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掌握经济学国际话语权的范例  

回顾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历程，并遵循上述三个条件去观察现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成就，客观评价其国际影响力，笔者认为有三位学者树立了在国际学术界掌握话语权的典范，他们是张培刚教授、林毅夫教授和杨小凯教授。  

从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生活背景和学术背景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可以总结一些经济学家成长的规律。首先，他们深谙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客观实际。张培刚教授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就进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了长达6年的农村经济调查研究，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的乡村和城镇，积累了有关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始资料。林毅夫教授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进人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和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从事了6年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政策研究，非常熟悉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宏观情况，掌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盆数据资料。杨小凯教授更是阅历丰富，长期接触中国社会实际，熟悉城镇、农村和企业的情况，把握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脉搏。其次，他们熟悉现代经济学规范和国际交流手段。张培刚教授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林毅夫教授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杨小凯教授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这三所世界著名学府学术底蕴深厚，孕育了一批国际顶级的经济学大师，他们在这些学术殿堂里受到大师的沐浴和环境的熏陶，不仅受到了规范的经济学思维训练，而且能够熟练地运用英文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  

三位经济学家选择不同的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对经济学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张培刚教授专门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在农业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工业化概念的阐释、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工业化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等方面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莫基之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钱纳里教授在中国讲学的时候，曾经称张培刚教授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  

林毅夫教授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以要素案赋结构、政府发展战略、企业自主能力之产业技术结构内生性、金融结构内生性和政府干预内生性为主要内容的独创性见解，构建了一个前后逻辑自洽的发展和转型的理论体系，比较好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现象。他的代表著作《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收人的论文，曾经发表在国内外的著名学术刊物，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林毅夫教授被聘为世界银行的副行长，主管学术研究工作，在国际经济学界享有盛名。  

杨小凯教授专门研究超边际分析框架，在这种新框架下将现代经济理论进行重新组织，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将相互孤立的经济学分支联结成统一的整体，形成了一个有中国背景的经济学前沿的新学派。他的代表著作《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试图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小凯教授研究的是“目前世界上最激动人心且最有希望的经济学领域”；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赞扬他的研究“使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  

按照掌握话语权的条件来评价三位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领域、成果和手段都满足了三个基本条件。从研究领域看，张培刚教授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林毅夫教授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都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中国则可以作为经验对象;杨小凯教授研究的经济学分析框架问题，更是对经济学理论发展具有普遍意义。从成果价值看，张培刚教授的研究是系统地探讨农业国是怎样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尝试，为发展经济学理论莫定了重要基础;林毅夫教授的研究提出了比国际经济学界的理论更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新见解，为发展经济学理论注入了新的思想;杨小凯教授的研究用超边际分析框架重新组织现代经济理论，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从方法和手段看，他们的研究都符合现代经济学规范，他们的学术成果都用英文和中文等多种文字出版，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总之，他们的研究及其学术贡献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被经济学家所普遍认同。  

通过分析三位经济学家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背景，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掌握经济学的国际话语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仅仅是一句时髦的语言;而是需要那些深谙社会经济生活和受过规范思维训练的经济学人，选择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领域，提出具有创新价值的理论或原理，构建中国风格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并且运用国际交流手段进行传播，形成国际性的学术影响力。  

构建中国风格的经济学话语体系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科学地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逻辑体系，它的重要程度往往取决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程度。进人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贡献的增大，中国经济学将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中国经济增长日益令世人瞩目，赋予了它成为经济学研究重要对象的资格。第一，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从1978 } 2011年的增长率基本保持在8%以上;第二，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世界GDP增量的贡献率从2003年的4. 6%增加到2011年的20%左右;第三，中国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利益的典型代表，正在积极推动新兴大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谁能成功地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为此，我们应该抓好这个历史机遇，深人探索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规律，提出新的原理和理论，努力构建中国风格的经济学话语体系。  

首先，要研究中国间题，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就已经受到国际性认同，而且，中国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它的成功模式及其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重要的研究价值是不言自明的。目前，国际上有许多学者在关注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而中国经济学家则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相对而言，我们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投身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可以获得更多的具体的和真实的感性认识，掌握更加全面和准确的数据资料。应该注意的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要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要将中国经济发展放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中，深刻地理解它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把握它对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意义。这就是用经济学语言解释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或者将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验上升为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模式。二是要客观真实地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科学的态度探求中国经济发展逻辑。科学研究需要自由探索的精神，需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态度，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真实涵义。我们并不轻视经济政策的研究，但这种研究有两种不同的思路:第一种是因为出台某种政策，所以找出某种依据;第二种是因为找出某种依据，所以出台某种政策。后一种思路是明智的选择，它可以通过预测经济发展趋势，为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依据，因而是有科学价值的。  

其次，要寻求科学发现，提出普遍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家通过对经济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发现了前人未知的规律，并提升为有普遍解释力的原理，从而实现理论创新。经济学创新进入国际话语体系可以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原始创新，即按照独特的研究范式，从经济现象中发现经济规律，提炼为经济学定理或原理，构建独特的话语体系。二是通过集成创新，即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范式，集合国内外经济学家发现的一些规律，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前者是创造独特的话语体系，后者是进入国际话语体系，它们是掌握经济学国际话语权的两种方式。假如能够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分析，并借助经济学智慧和灵感，提出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定理，将达到掌握经济学国际话语权的更高境界。  

再次，要创新研究范式，采用融合中西文化的思维方式。我们所说的中国风格，主要是指中国文化的风格;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蕴涵着许多经济学智慧。中国人不仅重视定性研究，擅长逻辑思维，而且精于组合数学的思维方法。中国文化还具有包容特征，可以吸收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形成将中西方有机结合的研究范式。古典经济学关注分工和专业化，新古典经济学关注资源最优配置，而目前的中国经济学还没有形成独特的范式。中国经济学家确实很勤奋，他们在不断地研究问题，不断地提出思想观点，不断地为外国经济学家的原理做检验，但是由于缺乏自己的研究范式，所以没有形成独特的知识体系。假如能够发挥东西方的思维智慧，提出独特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框架，将为构建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提供思维工具。  

最后，要构建范畴体系，形成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知识系统。构建经济学话语体系，既需要以经济规律的发现和定理的提出为基础，又需要借助新的范畴体系形成新的知识系统。列宁说过，范畴是认识的工具，是构成人类认识进步的“网结”。新的原理往往要通过新的范畴来表述，新的知识系统往往需要新的范畴体系来支撑。提出范畴应该是中国人思维的优势，但目前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观点，仍然主要借助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范畴来表述，所以很难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为此，需要唤起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通过提出新的范畴来表述新的发现和新的思想，构筑中国风格的经济学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