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经济学家对话大国经济

欧阳峣

中国和美国属于典型的世界大国。所不同的是，美国属于发达大国，中国属于发展中大国。既然如此，我觉得两国的经济学家应该对大国经济有些共识，而且美国经济发展中应该有些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美国经济学家应该能够对大国经济发展提出有价值的见解。基于这样的考虑，我特别重视同美国经济学家的交流，先后拜会了罗伯特·蒙代尔教授、罗纳德·麦金农教授和尼克·霍普博士，同他们就大国经济、大国货币和新兴大国问题进行了讨论。

与蒙代尔教授谈大国经济

罗伯持·蒙代尔(Robert A．Mundell)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由于首创“最优货币区理论”而作出杰出贡献，被国际学术界誉为“欧元之父”，1999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兼任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顾问。

2011年10月31日，我同蒙代尔教授在北京中国饭店进行会谈，然后共进午餐。

最近几年，我在研究大国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收集了一些西方学者的文献，其中包括蒙代尔教授关于大国汇率制度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的论述。借此机会，我首先提起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蒙代尔教授肯定大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有重要影响，他认为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同规模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应该是有区别的。比如在货币体系里面，大国和小国有很大的不同。世界上有170多种货币，有的经济体非常小，最小的国家只有1万～5万人，而中国却有13亿人，他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的确相差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货币和语言有相似的地方，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提升，人民币和中文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流通和交流工具。

我向蒙代尔教授提出，国际货币体系应该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而发生变化，目前有两个因素将对国际货币体系发生重要影响：一是欧元的生命力，二是人民币地位的提升。基于国家规模影响经济规模、进而影响货币体系的认识，蒙代尔教授在全球货币体系问题上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因为货币和经济的规模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货币会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和国家经济总量的变化而发生一些变化，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只是时间问题。全球的三大经济体，就是美国、欧元区和中国。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还有些差距，等到2025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同美国和欧元区一样，将会形成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将来最好的设想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一种货币，即以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为基础的货币，全球的商品定价都使用这种货币，这样就有利于全球的贸易和投资。他认为，世界需要相对稳定统一的货币体系，三大经济体的货币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有重要意义。

由于语言交流上还存在障碍，我们没有专门就国家规模问题进行仔细探讨。蒙代尔教授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他主动把话题转入对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他谈到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有重要贡献，同时，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机遇。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时候，中国不断地增加进口，对世界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过去的几年里，包括7国集团在内的所有大国，进口都是在减少，唯有中国的进在增加，因此可以说，全球经济正在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巨大需求。但是要看到，中国未来的10年不可能再复制过去的增长速度了，经济增速将会放缓，应该致力于实现经济的转型，通过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他认为，中国正在非常努力地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目前还需要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金融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谈话之间，蒙代尔教授问到湖南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位置。我长期在湖南的省、市、县政府部门工作，对湖南省经济发展及其特点比较熟悉。我从三个方面进行描述第一，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区域经济差异较大，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湖南属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处在全国的中上游水平。第二，湖南的农业资源和矿藏资源比较丰富，农业和机械制造、石油化工、食品加工、有色金属产业在全国具有比较优势，特别是工程机械行业总量居全国前列。第三，湖南被列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试验区，正在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或者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出现了远大空调、三一集团和中联重科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目前，湖南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发展前景看好。

与麦金农教授谈大国货币

罗纳德·麦金农(Ron I．Mckinnon)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国际经济和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成功地分析“金融压抑”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顺序，被誉为当代金融发展和金融压抑理论的奠基人。

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协会主席约翰·肖文(John Shoven)教授，每周三的午饭都邀请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聚会，在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大楼，经常见到麦金农教授、泰勒教授、青木昌彦教授等经济学大师的身影。我在这里认识了麦金农教授，他虽然有些步履蹒跚，却红光满面，精力旺盛，而且喜欢同别人交流。

2012年6月11日，我来到经济系拜访麦金农教授，向他赠送了我的代表性著作《大国综合优势》，他说最近在为剑桥出版社写一部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书，并从电脑里打印了几章已写好的书稿交给我。随后，我们进行了长达2小时的讨论。

我喜欢探讨大国经济问题，麦金农教授喜欢探讨货币制度问题，双方讨论的结合点自然就是大国的货币政策。“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一开始就提出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麦金农教授就由此谈到大国货币的地位和影响。他认为大国的经济总量大，货币流通规模大，从而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像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大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很大，这些新兴市场大国的通货膨胀，将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3万亿，其他新兴国家外汇储备增长也很快，这些国家的利率缺乏监督方面的控制，这是目前全球都有通胀这一严重问题的原因。”

我比较赞成麦金农教授的观点，并简明扼要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应该是决定它的全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基础；从货币问题的视角看，一个国家拥有的货币总量和外汇储备规模越大，其货币政策的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就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其经济政策的变化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都与中国的经济规模、贸易规模和外汇规模相关。其一，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它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牵引作用愈益突出；其二，中国的贸易规模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增大，它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同世界各国有利益关系;其三，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增大，其货币政策的调整也会涉及相关国家的利益。由于这些原因，中国格外引人注目，有时也引人担忧;中国格外惹人羡幕，有时也惹人忌妒。

    同蒙代尔教授一样，麦金农教授强调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主张中国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我告诉他，人民币同日元实行直接结算了，以后还可能同卢布实行直接结算。他风趣地说，美元这个东西，大家都讨厌它，但现在又不得不使用它。比如，中国可能实行人民币与日元、卢布直接结算，却不能与巴西、印度实行直接结算，所以还需要用美元，因为美元值得信任，使用美元方便。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除日本外的东亚经济体采取的都是盯住个美元的汇率政策;在金融危机期间，除中国外的所有经济体都不得不以本币贬值应对冲击。由此，让汇率更有弹性的浮动或者盯住货币篮成为外界的主流建议。然而，危机过后的事，实却是:这些国家又出现了盯住美元的回归。麦金农教授认为，鉴于目前美国的经济规模和美元的国际地位，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有利于国际贸易的结算，也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与尼克.霍普博士谈新兴大国

  尼克.霍普( NicholasC. Hope)博士，曾经担任世界银行中蒙局局长，1997年进入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担任国际发展中心主任。霍普博士属于经济政策研究专家，非常熟悉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特别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

  霍普博土是我到斯坦福大学做高级研究学者的合作导师，我从网络上和朋友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国际发展中心的信息，于是请斯坦福的知名校友、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写了推荐信，霍普博士很快回复表示欢迎，并及时给我发了邀请。我进入斯坦福大学后，他经常参加些经济政策方面的报告会和研讨会，同我们一起探讨中国经济增长与转型的问题。霍普博土的书架上摆放着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和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的照片，看来他同中国政府的联系紧密。2012年3月12日，我专门来到霍普博士的办公室，同他就新兴大国问题进行讨论。

   霍普博士首先谈起新兴大国的问题。他刚刚在迈阿密参加了一个关于新兴经济体的论坛，会上有人对中国经济可能超过美国感到担忧。霍普博土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是必然的趋势，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这是美国人口的4倍。还有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大国，经济发展速度也很快，经济总量也比较大，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且，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对世界经济是有益的，对美国也没有什么害处。比如，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表现不凡，采取措施增加国内需求，引领世界经济走向复苏，这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有益处。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我接过霍普博士的话题，谈了一些对新兴大国经济的看法。 新兴市场国家的鲜明国特点，就是经济发展正步入上升时期，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来自IFM的数据显示，2010 年全球经济增速达到4.5%，其中G3经济体的贡献为25%，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为60%，中国的贡献占到20%左右。然而，从总体上看,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仍属于数量型和粗放型增长。因此，这些国家面临着双重任务:第一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第二是推动增长方式转型。只有完成这两项任务，新兴大国经济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新兴大国人口众多，具有市场潜力大的特点,在世界经济衰落和萧条的情况下，应该通过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能源使用效率都比较低，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因而应该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实现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到质量型、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

霍普博士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就分管中国的项目，熟悉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于是我提出要他谈谈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看法。霍普博士说，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使得外国人很难深刻认识和理解，所以我还不敢说已经全面掌握中国经济的特性，但同其他研究中国经济的外国学者相比，长线的眼光和跟踪可能是我最大的优势。目前中国的关键问题，就是改变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是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其长期的经济发展是无法用外需来拉动的，不可避免地走向依靠内需，尤其是国内的消费需求。但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推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重点是倾向于基础设施建设，如港口、高铁、发电厂和通讯网络等大型项目。我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重点关注居民收入和生活质量问题，中国非常需要学校、医院以及社保方面的投资。

最后，我们讨论了新兴大国的国际合作问题。我认为新兴大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需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比如美国的内需主导型模式，还要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也需要加强合作，分享发展资源，实现包容性增长。新兴大国可以通过“金砖国家”这个新的国际合作平台，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联合体”，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共同维护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走出“南合作”的新路。霍普博士提出，当今世界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在发展，各国经济利益的协调很重要，各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更加谨慎，在考虑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顾及贸易伙伴的利益。中国应该广泛地加强同各种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WTO等国际组织来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商定各项协议或制度，以起到规范国际贸易的效果。不过，当贸易保护主义真的大规模出现时，这些国际协议能有多大效力，恐怕也不容乐观。现在由G20取代了G8，可能很多人认为G20比G8更有意义，更能解决世界范围的问题，我对此深表怀疑。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G20发挥特别有效的作用，除了对国际事务发表意见和声明外，各国并没有达成很多实质性的方案。